五是中资跨国银行的全球发展水平。
客观地说，选择让中国经济顺利实现全面市场化转型的改革次序，并让经济、金融各领域的改革发挥协同作用，不是一个纸上谈兵就能实现的任务，而是一个既需科学论证与仔细规划，更需不断适时调整来处理超预期乃至黑天鹅事件的重大挑战。相反，实践中改革很容易呈现部门化、乃至出现碎片化倾向，甚至还会出现改革的所谓逆行问题：比如实体部门改革与金融、财税改革之间、各个领域内部不同分项改革之间，先后倒置，不仅缺乏配合，甚至反而相互制约。
1990年代后期以来，各地为扩大税基争夺外来投资的区域竞争日趋激烈，从沿海地区开始起步，一波波工业开发区建设热潮拉开序幕。只有如此，很多影子银行的高风险信托和理财业务才会逐步转移到银行表内。房地产市场下行后上述三个主体给金融系统带来的潜在风险，可称为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的中国特色-。因此，一旦商、住用地价格未来出现快速下行，地方政府的还债就会出现巨大困难。存款利率上升除增加存款机构经营成本外，还会加速贷款利率上升，造成金融体系剧烈动荡。
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学背景下，就很容易观察到如下情况：难度更大的改革被推迟、而难度较小的改革却加速进行，推动得了的改革加快推、推不动的先等等。实际上，目前中国贷款利率已完全市场化，唯一的限制是对存款利率的限制，但即使是存款利率，实际上也已通过各种理财产品的发售被有效突破。未来一个时期，防范国际资本流动趋势性逆转风险是一项不可懈怠的重要任务。
二是信息传递严重失衡和失真。当前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问题，必须加以高度关注并采取措施逐步加以缓解。金融危机实质上也是债务危机，因为危机国家普遍存在着对外过度负债的问题。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跨境资本流动引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可以得出许多有益的启示：一是不应过度依赖外资，片面追求外向型的高增长经济发展战略。
其结果是恶化了银行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造成信贷紧缩。例如：外资流入偏多、本币升值较快、汇率弹性不够、资产局部泡沫，等等。
启示之二：不宜持续存在经常项目赤字。其次，跨境资本流入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经常收支的赤字出现不同程度地扩大。四是高度关注银行资产负债表期限错配与货币错配的双重结构性失衡问题。启示之五：货币危机与资本外逃以及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均互为因果，相互影响。
也为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创造了条件，加剧了经济泡沫的形成。除了美国以外，目前我国对大部分主要经济体的经常项下基本上都是赤字，而且这一趋势短期难改。就前者而言，当银行短期债务到期而外国债权人即外国银行不愿再提供贷款时，银行不得不紧缩信贷，这会导致企业资金链出现问题，即使原来经营良好的企业也可能因为缺乏流动性而陷于破产。四是跨国投资组合的兴起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资产备受青睐。
货币贬值引起短期资本的大量外逃，资本逃逸又使得国内资金匮乏，经济陷入困境，从而进一步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这反过来又加剧了货币危机。为此，未来我国有必要根据国内外经济与金融形势、物价水平、利率水平和进出口贸易结构等方面的变动情况，依据汇率市场的运动规律，适时地对汇率进行调整，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资本流入国的劳动生产率发生变化使得资本的收益或预期发生改变，资本就可能发生逆流值得注意的是，债务风险具有潜在性和累积性，在经济处于上升时期表现得并不突出，但一旦某些经济环节出现问题，或遇到外部冲击的影响而下行时，就可能会演变为债务危机。
三是上世纪90年代初美日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市场利率基本维持在较低水平，同期新兴市场国家利率高于发达经济体，再加上国内的低通胀率，使得实际利差保持在较大的正值，这也是导致大量短期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跨境资本流入的原因及其影响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跨境资本持续大量流入。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初拉美债务危机，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第三次是2007年爆发的全球次贷危机。从上世纪二战后来看,大规模资本突然趋势性逆转,从净流入转变为净流出主要发生过三次。六是金融自由化不能过快、金融监管不能滞后。鉴于拉美债务危机对于全球特别是我国的影响较为有限，而次贷危机引发逆流的时间又相对较短，并且随着美国大规模的放松银根和财政刺激，资金重新流向发展中国家，此处我们将着眼点主要放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上，以期从中发现一些基本特点和规律，获得应有的启示。
当前国内宏观经济运行良好，金融体系稳健，但不应忽视的是，当前的状况在许多方面与上世纪90年代期间南美与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危机前的状况有一定程度的相似。舆论转向可作为资本流动转向的先行指标 对于如何及早发现与预警资本突然大规模的流出，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避免资本流动对该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冲击，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判断。
第一，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内部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不均衡现象。货币贬值引起短期资本的大量外逃，资本逃逸又使得国内资金匮乏，经济陷入困境，从而进一步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这反过来又加剧了货币危机。
一是资本在产业和各个行业的配置严重失衡。特别是在1995年-1996年，该地区的私人资本流量占全部新兴市场净流量近二分之一，1995年增长率达32%。
■及早发现与预警资本突然大规模流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判断：首先是GDP增长预期明显下降以及经常账户逆差加大，它们为投机者做空该国金融资产提供了动机和可能。从国际环境影响看，外部经济环境（欧债危机）趋于严峻导致对我国出口产品需求锐减，以及国际投资者对持有美元资产进行避险的情绪增强等。启示之一：不应过度依赖外资，片面追求外向型的高增长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表明，流动性强的短期资本的确与资本流动的突然转向存在密切关系。
舆论的转向可以作为资本流动转向的先行指标。从后者来看，一旦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贬值会使得银行的债务负担加重，银行就会被迫提高利率，因而企业的贷款成本上升，这同样会导致企业因流动性紧缩与利润减少而被迫倒闭。
虽然我国的外债、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状况总体上处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但地方政府局部举债过度状况依然存在，而近年来外债增速似有偏快，因此有必要有步骤地加以化解。由于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始终处于直接参与和主导状态，资源配置，尤其是金融资源的配置存在着严重的扭曲，多数国家表现为政府垄断部门的投资充裕，回报率高，房地产、金融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泡沫不断膨胀。
这些因素的发展都有可能导致资金阶段性大量流出国内，甚至引发一定程度的市场动荡，因此应予高度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预期开始转变，等到投机者集中抛售本币形成大规模冲击时，大量资本外逃使得资产价格大跌，成为市场巨大恐慌的明证。
各国为了推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直接导致信贷资源过度向出口部门集中，造成经济结构失衡，企业投资效益下降，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从而增加了金融危机的风险。发达经济体的这些重要变量通常会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境资本流动、出口增长等直接关系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指标产生较大的影响。其次是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水平的走向。第三，新兴资本市场的规模太小，无法承受外部的冲击。
启示之九：金融自由化不能过快、金融监管不能滞后。无论上述哪一种情形发生，银行的坏账率都会增加，继而会引发银行的流动性危机。
各国汇率保持基本稳定有助于投资者规避因汇率波动导致外汇投资收益受损的风险，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间资本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因此，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对未来的信心是避免资本大规模逆流的关键。
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危机前都采用固定汇率制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外部冲击对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影响就会较为显著。在经济快速增长、市场对外开放以及外资优惠政策的诱导下，可能造成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入。
